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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没什么特别想要合影的明星，易小星算一个。
还记得小学看他导演的网剧《万万没想到》，没想到跟自己一样的小人物也能做主角。
他从反复被摔的阿斗视角重新讲三国故事，用社畜的脑洞拆解职场，包括他吐槽大片只有主题宏大特效就跟纸糊的一样，我当时很少能在其他影视作品里看到这种东西，除了周星驰的电影。
十年过去，周星驰出品短剧《金猪玉叶》，打电话找易小星做监制，我觉得还挺顺理成章。
不过，我也是在跟拍《金猪玉叶》剧组时，才意识到《万万》蕴含着怎样反叛、解构的精神，启发并影响我至今。
这是我作为箭厂实习生第二次出去拍片，同样是做B机（也可以叫副机位）摄像。万万没想到，我差点因为堵车没赶上去成都的飞机。
距离关闭舱门只有十来分钟，我才到机场，发现托运已经没了，机场工作人员让我去货运口试试。托运完行李箱，我还要过安检，把相机、小蜜蜂的一堆电池抠出来又装回去，再跑到登机口。当时我在想，万一赶不上怕不是要丢掉实习，毕竟买机票的钱大概都够再雇一个我了……
终于还是登上飞机，摄影师小郭老师给吓一跳，说“这孩子跟洗了澡似的”。我就这样，跌跌撞撞地开始了这次拍摄。
跟《金猪玉叶》剧组一起，我们住在“成都好莱坞影视服务中心”。顶楼是化妆室、定妆照摄影棚、会议室等，其余是酒店房间。正式跟拍第一天早上8点半，我们坐电梯上去就能开工。
我拿着70-200mm F2.8的长焦镜头，负责抓拍男女主演员化妆的特写，但也抓不太明白，感觉自己走到哪儿都会妨碍到别人工作，走到这影响制片定时间，走到那会碰到道具。
小郭老师就特别流畅、专业，他像个运动员，如果现场事件是球，他能很快地找到一个地方接住球，把它录到机器里。比如主演在化妆的同时，制片进来敲定进棚时间，小郭老师能立刻判断化妆的镜头拍够了，或者一会再拍也可以，转而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拍制片。但我明显跟不上。
我大学学的摄影，主要拍图片。但拍纪录片不一样，记录的是一个连续的过程，很多时候你眼睛看到但机器跟不上，你机器跟上了，因为你的位置和焦段太长，你拍到的画面跟不上。等所有东西都准备好，这个瞬间也失去了。
眼看着我丢掉一个又一个瞬间，就到了转场去摄影棚跟拍定妆照的时候。
这时易小星进来，就像一堆巨大的信息量迎面走来。之前我和他是粉丝和网上的明星，是观众和导演或者说up主，现在一下子成了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关系，很奇妙。
他腕上盘着一串串珠子，一开口声音中气十足，像一口钟，特别响亮。为了调动情绪，他给演员讲戏，经他的节奏说出来，就成了一个即兴表演。闪光灯每咔一下，他的脑袋也跟着闪耀一下，成了全剧组最闪亮的地方。他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，整个人特别有劲儿。透过镜头， 我看到易小星职业性的一面，把控节奏、推动整个剧组往前走。
下午是剧本围读，主创围坐一团，偶尔插科打诨欢乐一片，但导演和编剧挺沉默。导演马史埋头画分镜，97年的编剧徐涵忙着改剧本。
故事把网络诈骗杀猪盘和杀猪结合在一起，讲述了遭遇杀猪盘的台湾女孩叶小茴跳楼自杀，于是双胞胎妹妹叶小莱来到大陆，联手东北主播朱浩揭开诈骗真相，并逐渐互生情愫。
这是一个完整的电影剧本，被拆成24集，每集5分钟。我常常恍惚，他们在流程上好像和拍电影没什么区别。主创团队大都是做电影出身，演员也没有短剧参演经验。但一些时刻提醒我，这是个短剧剧组。
比如男主角史元庭想要加一句周星驰电影里的台词，但因为“节奏会掉，电影可以这么拍、短剧没时间”被否。
组里没有跟焦员，都是靠机器自动对焦。焦点是导演控制观众视线的一个重要方式，放弃手动对焦其实是放弃了一种表达手段，一些复杂调度就不好实现了。
确实也没有太多时间调度，一共13天拍摄时间，必须加快节奏。
开机第一天，男女主早上五六点起来化妆，然后全员坐车抵达40公里外的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安仁学院，参加8点的开机仪式，朝四个方向拜完以后，9点拍摄。
拍到晚上九点多，男主角史元庭站着总合眼。十一点，候场房间的空气浑浊起来，气压也很低。后来我跟小郭老师轮班倒，他拍一会我回去歇，再换我来拍。机器和镜头变得特别沉，我拎着它们到地儿，摆好，录制，最后就只有重复这组动作。
凌晨一点半空出了把椅子，我坐着直接睡了过去，醒来凌晨两点多，现场还在拍最后一个镜头。回到酒店快四点，我只能靠刷短视频勉强支撑着，拷贝完素材。
第二天十点我们爬起来吃午饭。经过一栋楼像是前阵子着了火，整个二楼焦黑一片，烧得连门框都不剩。那栋破楼跟我的精神状态差不多，很崩溃。身体也像是大火烧过的一片废墟。
但是再次回到片场，我好像稍微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和小郭老师的配合更默契了，能做到一个人roll全景的时候，另一个人抓特写，一个人负责抓一些导演的镜头，另一个人记录现场围观的学生反应。
摄影组转场在车上架机位的时候，易小星找了个马扎，一个人坐在片场稍远处的树荫下，不说话。
后来才知道，他那两天只睡了一个多小时。这可能是导演走向职业道路后，必须要面对的压力，在现场你要高速运转，对很多东西负责。
看着相机屏幕里的易小星，我也开始瞎操心，成片会是什么样子。片中很多台词利用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差异，用谐音梗制造冲突，比如台湾女孩叶小莱的车和一北京大妞的车撞上了，听见对方说“丫头片子”，叶小莱就冲出来问“为什么骂我骗子”，我笑不出来。
但我现在还会把《万万》拿出来看好几遍，我觉得有些好笑的东西不一定是当下的。
近一个月后的一个雨天，我们在北京望京拍易小星采访。当时《金猪玉叶》进入项目后期。
采访一开机，易小星又发出了他钟一般洪亮的声音。他说这个故事其实是讲两岸情感，台湾女孩来到大陆破案，东北男孩一路相助，最终两人相爱。他还问我们，有没有发现金猪是中国大陆版图，玉叶就是台湾岛的那片叶子。后来我才想到，片中女主角姐妹一个叫叶小茴，一个叫叶小莱，连在一起就是台湾“回来”。
说不清为什么，我觉得易小星变了。
记得之前拍摄间隙我们在川影吃盒饭，讨论学生时代看《万万》、《屌丝男士》，那些网剧激励着大家也可以自己动手做片子，甚至往恶搞、讽刺的方向去做。包括我后面艺考再到拍片子，就也想像他们一样解构旧东西，玩出新花样。
采访莫名触发了我的一些怀旧情绪。变的其实也不只是他。社会环境、创作环境都不一样了，某种我觉得好看的东西，可能确实告一段落了。
但没想到，易小星会用“一场小小的革命”形容自己拍万万和现在做短剧。
我见到的易小星，好像只要一开口就忍不住吐槽，包括自我介绍时他开玩笑说“一看我就是个不正经的人，确实我的人品也非常差”。但一个人在真诚讲话的时候，你是能感受到的。当他脱口而出“革命”的时候，他好像突然认真了一下。
他说革命就意味着激情和意外，做短剧就是想要带来一些改变，或许可以开启全新的事业，即使很有可能碰得头破血流。他形容自己“狂妄自大”，哪怕没那么懂现在的短剧行业，也想去试，就像他9年前对电影工业尚且懵懂就去拍《万万没想到》大电影。但这也是他锐气的体现。
他开始回顾自己的创作过程。
易小星曾在工地上踏踏实实干过五年工程师，见过大老板，也见过杀马特来搬砖，一个工地浓缩着中国社会百态。五年的观察是他早期创作的土壤和根基。后来拍电影《沐浴之王》，他远离了自己熟悉的社畜群体，只是带着一种功利心拍，“果然世界就给了我一记耳光”。现在他想把根一点点找回来。
做采访，调试好机位、布好灯光，接下来只用偶尔看下机器电量防止没电关机。我逐渐听入了神，仿佛不是在工作，只是听一个影视圈前辈的分享。我开始思考自己创作力量的来源是什么？
收工回去的路上，我发现很多东西逐渐清晰起来。
我要确信自己在现场是一个持摄影机观察的人，而不只是微妙地扮演一个B机位摄像。而知道自己进步的空间在哪，对我来说是最能增长信心的事。
之前结束成都拍摄，在回北京的路上，我们吃着麦当劳，没人聊拍摄。小郭老师要回去打飞盘，姿懿要跳舞，我们都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。
肯定会有那种散场后小小的落寞。但拍纪录片就像是莫名其妙地，这个世界上有个地方向你敞开了大门，但开放时间有限，当你饱览一遍，通过影像、声音把门内的一部分运送出来，这个门就会关上。于是，我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。但无数个世界就这样被轻轻地连接在一起。
我忍不住地，开始期待下一次开门了。
箭厂厂工在片场
文/嘎嘎
